中东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1901年,波斯与英国富商达西签订了中东第一个石油租借协定。1908年,达西找到了商业性油贮,1909年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波斯、伊拉克、沙特和巴林在二战前已开始生产石油。其他国家的石油生产时间:科威特,1946年;卡塔尔,1949年;阿布扎比,1962年;阿曼,1967年;迪拜,1969年。1912年,英、荷、德和土耳其联合成立土耳其石油公司,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美国公司于1927年获得该公司(更名伊拉克石油公司)近1/4的股份,于1928年在巴林、1933年在沙特获得石油开采权,此后又在科威特得到石油租让权。到1972年,美国5家石油公司控制了中东石油开采的51.3%,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共为30.8%,法国石油公司为4.9%。193此外,日本石油公司也在海湾地区参与了石油开发。西方石油资本控制和掠夺中东石油资源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石油租借制。1939年,中东8国出让的租借地总面积为326万平方公里,占8国国土总面积的85.3%。租借期限为60—92年不等,产油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矿区使用费和石油税。第二,垄断石油价格。60年代1吨亚非拉原油价格仅为10—12美元。第三,在产油国片面发展采油业,而西方国家全面垄断了石油的提炼、运输和销售等下游业务。由此,西方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战后石油生产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产油国的面貌。1940年,中东石油产量仅占世界的4.4%,1977年猛增至39.4%。1941960年,中东石油出口占世界的56.1%,1975年达62.7%。195石油收入的迅猛增长导致了中东地区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战前,中东的发达地区是东地中海沿岸各国。但随着石油生产的发展,经济一向落后的海湾地区迅速崛起,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地区。1958年,沙特的GNP仅是埃及的36.4%,1982年一跃而至581.8%,同年人均GNP达1.8万美元,为埃及的23.2倍。196在战后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产油国是一类极其独特的国家,它与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属第三世界经济业绩最佳国家之列。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和效果等方面看,产油国与非产油国差别很大。就产油国而言,主要特点首先是石油潜在的大规模提价的可能性,其次是石油收入不同于一般的国民产值的特点。油气的生产和出口迅速增长。究其原因有四。第一,石油天然气作为能源是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国防和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其需求远大于其他原料,后者有时仅是个别经济部门所需要的。第二,石油天然气具有种种优点,难以为其他燃料所取代。而石油的替代能源因各种原因而难以推广。第三,虽然化学合成工业是农业原料和非石油矿业原料的一大克星,但它却是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市场。第四,石油供应的价格弹性较低。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地质勘探的困难,使得石油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由于以上原因,产油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油价而不必担心西方的抵制。但70年代两度大幅度提高油价终于促使形势逆转。高油价刺激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不断发展,同时迫使西方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能源,加上1973年以后西方经济的长期停滞,最终导致1983年石油价格的下跌。石油繁荣为石油衰退所取代。那么,汹涌而来的石油收入究竟具有什么特殊性呢?笔者同意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地租性收入。197地租是供给弹性相对不足的土地的收益,而土地属于自然资源,因此地租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收入”。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地租或租金就是“超过用来将生产要素吸收到生产活动中所需成本的收入”,198即稀缺租金。与商业性资源储备有关的租金还有两类:(1)差异资源租金,矿物资源因其质量的不同所产生的租金。中东石油因为油层浅、油井自喷率高、大油田多、运输方便等优点,生产成本很低。(2)垄断租金,因为跨国公司垄断资源而产生的租金。199据认为,中东石油收入中地租成分占到了85%以上。200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经济中都包含地租因素,而中东产油国的这种依赖达到了罕见的程度,以至人们提出了“地租型(Rentier)国家”、“地租型经济”的概念。决定地租型经济的因素包括:第一、地租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科威特1980年的GDP中,石油地租的比重达到了70%,而产油国挪威仅为16%。201此外,1979年科威特的石油收入占其出口总值的94%、政府收入的93.2%,同年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值的88%来自石油部门。202第二、地租型经济大量依赖于外部地租。无论在国有化之前或之后,外国公司始终在石油生产中有很大影响。因此,石油生产与产油国经济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后者因而无须发展一个强有力的生产部门。第三、参与创造地租的只是极少数人。石油工业雇佣的人数不多,尤其是本地就业人员不多。在海湾地区,一般仅有1%—3%的劳动力在石油部门中工作。第四、地租收入完全为政府所控制。这反映在早期西方公司上交的石油税和矿区使用费,以及后期的石油国有化上。因此,税收的作用不大,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地租收入的分配。第五、产生地租收入的部门为“飞地型经济”,它们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缺乏前后向联系。产油国石油工业与国民经济的主要联系就是资金。所以,中东产油国具备了上述5个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租型经济”。在战后第三世界的原料生产国中,基本上只有产油国具有迅速增加地租收入、从而成为地租型经济的可能性。这对产油国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理应让大家共同享受。因此,我们始终把员工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房子、车子、孩子等各个方面,让员工们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 作为一个企业家,更要具备这种分享的意识。财富是由这个企业的所有员工共同创造的,理应让大家共同享受。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近些年来,我们公司始终把员工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急员工所急,想员工所想。在房子、车子、孩子等各个方面,让员工们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一是帮员工解决房子的问题。几乎每个来北京打工、就业和发展的人,都涉及房子的问题。作为董事长,我怎么帮助主要客户,也就是我们内部的员工创造价值?在我们公司网站的企业文化栏目里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帮助员工安居乐业”。这有两个外延,一个是安居,另一个是乐业,安居是第一位的,乐业是第二位的。有了安居,才能乐业。谁都知道,北京的房价高,房租贵,在四环内租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开间,也得四千多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是建宿舍房,6个人一间,电视空调都有。其次是建过渡房,让那些结了婚、带老婆孩子的人,先住到这里。最后就是帮助员工申请自住房。申请成功后,企业给予10万元的购房补助。当时正是2008年,回龙观的房子每平方米只有7900元。这样企业帮一点,父母帮一点,自己筹一点,房子又便宜一点。所以我们公司有好多员工,都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到现在,回龙观的房子已经涨到25000元一平方米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装修过渡房的时候,也是南北通透,里面隔了一间洗澡间,外面打了一个隔断,两口子住里面,孩子住外面。当时施工的人跟我说用平时的彩钢打隔断,我说可以。可等到做好了我去看时,发现隔断没有窗户。这样一来,里边没有光线,也不便于父母照看孩子。于是我说这个得要拆,不怪施工人员,只怪我没有考虑清楚。然后拆了,重新安了两扇窗户,还留出空调的位置,光线空气都非常好。施工队的人跟我们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长说:“你们杨总,我真佩服,他是真心诚意地为员工考虑。”而我觉得,利己要达人,推己要及人。其实我干的这点事,老祖宗两千多年前都说得非常清楚,只是没有找到具体的载体去做就是了。二是帮员工解决车子的问题。我们公司在五环以外,虽然地铁、公交车都有,但总不如自己开车方便。买车,也是很多员工的梦想。于是我们团购了一批小轿车,免费配给中层干部使用。8万元一辆,车牌号码都连着,汽油也是我们统一供应。统一买汽油有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到石油公司买汽油,一次就买五吨,回来之后把卡一分就完了,而且石油公司开增值税发票,抵扣17%的税。所以给员工弄福利,自己也受益。现在很多的机关单位,都不允许把公家车开回自己家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些配了车的员工,可以开车出去办私事,也可以开车上下班,干劲十足,活力十足。三是帮员工解决孩子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员工,他的小孩2012年时是六岁,需要上学了。但在北京,外地的孩子要读小学可是难事。为此我跑了几趟,找镇里又找区里,终于通过关系把这小孩安排到了海淀四小。当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三口拿着录取通知书,拍了一张照片,贴到了我们公司的宣传橱窗里。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姓尹的员工,已经结婚了,但她住的是部队的房子。当时我们帮助老员工买房子的时候,她没有买。后来我跟她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北京考上二本以上的大学,公司就奖励10万元的学费。第二年,她的孩子果然考了一所好大学,10万元的奖励给了她。
从世界城市群普遍的发展规律来看,城市群的总体发展大致经历以“吸——溢——网——片”为特征的四个阶段。城市的最初发展都是以核心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为主,吸聚周边小城市的各类资源,核心城市地位不断强化,此后,核心城市的人口及资源承载力遇到瓶颈,开始有意识的向周边城市扩散、辐射形成新城新区,溢出效应显现。外溢效应的产生,使城市之间的关联度得以提升,随着各类生产要素联系的日益紧密,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将形成城市群的网状辐射。最终,若干城市群之间人口、经济活动彼此联系,大都市带由此形成。图: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阶段城市群发展的第一阶段为强核吸附阶段,这一阶段以“吸”为主要特征,区域中仅有一个大规模城市,整个区域的资本、人才等各种资源向核心城市不断集聚;核心城市吸聚德力量远大于外扩的力量。这一阶段的拿地机会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城市群发展的第二阶段为强核外溢阶段,这一阶段以“溢”为主要特征,区域中心城市规律膨胀,不断向外扩张,城市周边出现以某种功能如居住、产业、行政等功能为主的快速发展的副城区。郊区化成为中心城市发展的趋势。这一阶段的拿地机会主要在区域中心城市近郊或城市周边紧密辐射城市。城市群发展的第三阶段为网状辐射阶段,这一阶段以“网”为主要特征,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其他城市形成了产业分工和功能互补,根据行政地位、经济实力、产业和交通辐射力逐渐形成区域次中心城市、功能性中心城市、功能增长型城市等城市等级;中心城市外扩的力量凸显,成为发展趋势。这一阶段的拿地机会主要在区域中心城市以外的次中心城市、功能中心城市和增长型城市。城市群发展的第四阶段为连片发展阶段,有些已经升级为大都市带阶段,这一阶段以“片”为主要特征,城市群内多个超大城市和较大城市分工默契、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金融贸易及信息技术的集聚与扩散中心;区域内城镇密度大,都市带毗邻区和交通节点地区引领多中心城市相向发展。这一阶段应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及次中心城市等毗邻相向发展区或特色城镇拿地。
能渗透到民族血脉中的传统才是真传统。中国传统的“春秋笔法”彰显正当性优先的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世,却导致出事实服从大义的历史记载。读史,是为了知道传统。什么是传统,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误解是把传统与现实对立起来。但这种对立,恰恰与实际不符。从时间上看,传统是绵延不断的,它和现实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青年、壮年、老年的承接,人的过往经历会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那怕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脱胎换骨(像溥仪的“由皇帝到公民”),那怕这个人的思想有着根本转变(像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们都无法割裂其内在的历史赓续。近代以来反传统最为激烈的五四新文化前贤,其反传统的无意识层面,恰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鲁迅号召青年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愤慨,恰恰是出于读了过多中国书的醒悟。没有传统的积淀,即便反传统,也会无处下手。反过来,即便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哪怕她根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当她颤颤巍巍地说出“头顶三尺有神灵”时,当她遵循“敬惜字纸”的古训燃焚那些写过的纸张时,传统就已经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显现。可见,传统是割不断的。中国的传统,不仅记录在泛黄的文献之中,而且渗透在民众的血脉之中。所谓传统渗透在血脉之中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传统是具有生命体征的,而生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传统不仅从时间上看是前后相成的,而且从空间上看是浑然一体的。假如有一件传承到今天的古董,其精美和笨拙、神奇与腐朽,肯定共存于一体之中。如果去除青铜器上的斑斑铜锈,其实用价值远远比不上当今的不锈钢用具;如果剪裁古画上的蛀洞残损,其观赏美感远远比不上当今的高分辨率摄影作品。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声称对待传统应当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这种说法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却在无意识中把传统看作可以任意切分的蛋糕,看作可以按照欲望随意搭建的积木,忽视了事物的整体性。精华与糟粕两分法,其隐含逻辑是承认事物的元素性而否定事物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分法忽视了精华与糟粕的相对性,忽视了相反相成的互补性。一旦用这种态度对待传统,活着的传统也会被蹂躏死去。研究传统当然可以做出精华糟粕的分析,但承续传统却无法采用这种还原论技术。正如研究人体可以把人分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八大系统,进一步分为器官、组织,一直到细胞,但对现实的人进行这样的分割,则无异于谋杀。弄清传统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是读史的观念前提。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具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其宏愿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供后人评说,而是要从历史中领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掌握社会变迁的趋势,形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观念,这才是太史公的立意所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并不完全客观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要反映主体观念的真实。套用古代的“本末论”和当今的“三观”一词,可以说古代的史书,其养育三观的意义为本,而事实记录为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确立了《春秋》的基本格调。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向来被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然而细究事实不难发现,齐国的“崔杼弑其君”和晋国的“赵盾弑其君”,在事实记录上有着为尊者讳的偏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史书,所要写出的是正当性和合法性,历代著史都坚持了这一原则。有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的本质,就是以历史作为超验正义的佐证,在经验中得出超验。历代写史读史,最终都要落脚于寻求历史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读历史,相当于欧洲人读圣经。那么,是不是历史中就充满了曲笔?完全不是。古人特别强调秉笔直书。因为一旦曲笔,迟早会露馅;而一旦露馅,“三观”必然会被虚假击碎撒落一地。但直笔并不排斥符合某种价值观念的史料筛选和剪裁。为尊者讳并非对丑恶的隐瞒,而是要让读者得到正面的道德滋润。正因这种观念的支配,史书中的正面形象,往往多有张冠李戴;而对坏人坏事的谴责,也往往多有李代桃僵。例如,“吐哺握发”向来被作为周公姬旦礼贤下士的事迹,然而在不同史书中,只要是贤明君主多有“吐哺握发”的类似行为。历代暴君,其残暴行径也大同小异。有些历史记载,不同人物在行为细节上也丝毫不差,这就难免在事实真实性上令人起疑。直到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学界才开始清理这种“正能量”偏差。正是“正能量”的引导,使历史阅读的热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在不断转移。就以共和国的读史来说,在夺取政权前夕读《甲申三百年祭》,以警诫胜利后的骄傲;在大办公社食堂时读《张鲁传》,以寻找吃饭不要钱的历史证据;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由头,是批判明代的海瑞;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还特别拿出吕后、周勃的史事来比附;到下海经商兴起,胡雪岩又走红一时。类似这种阅读倾向,在社会上一直蔚然成风。不管时代主题如何变化,读史的热情始终不减。哪怕政治立场截然相反,却都对吸取历史借鉴高度重视。然而,对“正能量”的强调有可能读出“负能量”的效果。中国史书所求之真,首先是一种正当性之真,事实性之真被排在第二位。如果人们把正当性之真和事实性之真混同,或者把事实性之真排在第一位,读史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作用,即发现古人的直笔之曲。而一旦“看透了”,就有可能觉得“上当了”。何况当今已经有了“看透”的工具和条件。清代的考据学,在文字词句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传统工具;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入,在意义概念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现代路径。由此,很容易产生另一种效果,即以事实真实性之谬来反驳史书正当性之误,进一步则会解读出另一种历史真相,像声称史书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二字,二十四史就是相斫史等等说法,极易博得共鸣。要读史,哪怕是业馀读史,也要从哲学层面弄清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本质为“应然即实然”。今人读史,最忌以当今之科学推论古史之不科学,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上市前进行会计调整并临时补缴税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的是为了清理因财务核算不健全或会计差错导致的欠税、漏税,有的是将账外收入账内化,提高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或出于规范化目的。一般而言,对于少量且能够合理说明的补税,不会构成上市的实质障碍,同时取得税务机关的证明,确认该行为不构成税收违法行为。但是,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不能差异太大,即补缴税款金额不能太大,否则审核部门会认为财务会计合规性存在严重问题。《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主管机关在行政处罚文书中已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的,或根据国家或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判断标准,结合违法行为事实和情节,属于重大违法行为的,则为重大违法行为。税务违法违规行为包括欠缴或逃避税款、没有代扣代缴税款、违规开具或使用发票等。针对税收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方式一般为:(1)对税收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合理的解释;(2)由税务部门出具合规证明;(3)通过制度和培训进行有效防范;(4)由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出具相关承诺。随着税收管理模式“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事前审核向事中事后监管、固定管户向分类分级管户、无差别风险管理、经验管理向大数据管理的“四个转变”,拟上科创板企业要加强税收合规意识,结合收入和资产进行核查,严控税收风险。在税收政策的适用上遇到种种疑难或新型问题,企业要和税务机关保持沟通和对话。
在一般制造型企业里,普遍存在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认知——持续纠结于生产计划编制本职工作,而鲜少对生产计划所在的生存环境和影响生产计划编制的诸多因素进行管理和改善,以至于生产计划无论如何编制都难以达成、销售订单的交付期更是没有保障。其实,当企业建立起良好的生产计划生存环境,管理并消灭了影响生产计划编制的因素时,生产计划编制本身是一项极为简单的工作——在设定的IT软件程序中就可以自动计算生成了。因此,所谓的生产计划编制难题其实也就是两个:一是企业受限于自身当下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而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生产计划环境,也不能对影响生产计划成立和达成的各项因素进行有效管理和改善。二是经营决策者难以获取一套适用于本企业的生产计划IT系统,尽管市面的ERP、MRPII、APS等IT软件早已问世,但并非为某个具体的企业量身打造,而很多声称能够为企业订制的IT软件又往往不能协助企业建立生产计划所需的运营环境,帮助企业有效管理和改善影响生产计划达成的诸多影响因素。在进入生产计划编制阐述前,下面将着重对影响生产计划编制的关键因素进行讨论。(一)生产计划类型影响生产计划的编制一般制造型企业与高速铁路公司虽然同属实体经济,但毕竟存在行业不同、产品不同等差异点,为确保企业生产计划的可执行性,二者就生产计划类型的选择与编制也不完全一样,即便是同为制造行业的不同企业,其生产计划也可能有所不同。基于行业、产品、工艺和销售特点不同的生产计划类型区分,请参见表5.14。表5.14按行业、产品、工艺和销售特点区分的生产计划类型因此,一般制造型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应进一步建立的生产计划认知,请参见图5.12。图5.12生产计划类型的选择逻辑(二)PSI管理影响生产计划的编制PSI,即购(Purchase)、销(Sales)、存(Inventory)。要生产(Production),就要采购(Purchase),因此在一般制造型企业里可以将“采购销售库存表”理解为“生产销售库存表”进行运用。PSI生产销售库存的重要意义在于:​ 以顾客需求为牵引,销售多少生产多少、顾客不需要就不生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产成品库存,以减少因库存问题而导致的费用开支增加。​ 与客户(经营商)共同协商销售目标、共同研究营销策略,以解决其周转和供应等问题。PSI生产销售库存对生产计划编制的影响,请参见表5.15。表5.15PSI生产销售库存对生产计划编制的影响在一般制造型企业里,PSI管理是生产计划编制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际操时应注意如下要点:●​ 此表每月(周)做成,以支持生产计划的滚动排产。●​ 实际库存=上月(上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实际库存。●​ 预计库存=上月(上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计划库存。●​ 销售发货=本月(本周)总的销量。●​ 计划生产=期间【销售发货+预计库存-实际库存】。●​ 计算预计库存时,要把库存量转换为天数以便于生产计划编制和存货库龄控制,即库存天数=预计库存量÷每天生产量,因此经营决策者要明确库存天数范围,如:​ 4~5天时,一周的出货量(Q1)为:多少以下?​ 6~8天时,一周的出货量(Q2)为:?<Q2<?​ 8天以上时,后一周的出货量(Q3)为:≥?(三)企业掌控的可投产时间影响生产计划的编制企业掌控的内、外部可投产资源包括用于销售订单生产的人力、生产线、机器设备、模具工装、物料和工作时间等,借由设计开发输出的作业标准时间表、BOM等产品技术资料进行转换计算,企业掌控的这些资源其本质上是可用于销售订单生产的总投产时间。本章第一节“基于产销平衡的工厂运营之表5.5:WF公司2017年生产资源负荷及需求”,就是将销售订单需求和企业所掌控的可投产资源“围绕时间要素”进行负荷计算的典型案例,此处不再赘述。因此,经营决策者应该建立起新的工厂运营管理思维,具体请参见图5.13。图5.13基于时间价值转换的工厂运营管理模型​ 客户通过销售订单向企业购买工厂的日历运营时间。​ 计划职能通过生产计划,在最经济的前提下,安排工厂可投放于销售订单的日历运营时间。​ 工厂各职能依据生产计划的安排,进行资源投放以准时向客户交付工厂的日历运营时间。此时,经营决策者们想一想:“高铁列车时刻表”不就是这种运营管理模型的成功实践典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