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利威名”治国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出自《诡使》)利、威、名是治国的三宝。利,即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即威权,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名,即名份,是用来协调上下关系,统一行动的。【解】:功名利禄是被治理对象的利益和需求所在,威利是使用功名利禄的权力。2.​ 任法不任贤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注:即依靠法度而非依靠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译:去空谈而用法治。(出自《制分》)最高明的治国原则是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真懂治国的国家,不会根据声誉而用人,这样才能天下无敌、四海安平。那些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在自己领土上肆虐而不能制止,就是因为他们治国依靠个人而不依靠法术的缘故!所以,有治国方术的国家,是去除空谈而实施法治的。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出自《难势》)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是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贤治和势治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清楚了。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出自《饰邪》)韩非子把道法与智能做了一个对比,认为依靠智能治国是偏僻的小路,不可复制,容易失败,而以道法治国,就如同以镜子反照事情、以衡器衡量事情,是非曲直自显现出来,这才是万全之策。进而详细分析了放弃道法纯任智能的弊端:第1,​ 放弃法规而凭智巧,做事凭据不确定,使人惑乱。第2,​ 尚智巧,必然导致虚伪粉饰的行为。第3,​ 放弃法规而听私人请托或只看名誉,臣下就有了权力寻租空间,这样利在私家,并且,人们也会因此转而去巴结权臣第4,​ 民众心思用在结交“能说上话”的臣子时,一心立事功的人就会变少,奸伪者上位,贤能者边缘化,君主也会因此而迷惑不知怎么办,民众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出自《五蠹》)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一实行法治而非寻求并依靠有智的人,在于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寄希望于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3.​ 劝禁由法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译:让所禁止的得利,让有利的被禁止,即使神也办不好。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译:称赞应该受到惩罚的,诋毁应该受到奖赏的,就是尧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夫为门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进,乱之所以产也。译:做好了门不让人进去,堆积了财利在那里,又不让人前去取得,这事祸乱产生的原因。(出自《外储说左下》)对期望的事情与办事的实际利益引导的方向要一致,否则期望的事情就一定会落空。为什么?人是利益导向的动物,把事情办成不过是人实现个人利益诉求的副产品而已。所以,立法、执法的关键,是让赏罚和对事情的期望保持一致。故事1:隐士买官钜是齐国的隐士,孱是魏国的隐士。齐、魏两国君主不明察,不能亲自洞悉国内情况。却偏听亲信的话,所以这两个隐士花费金钱玉壁来求得做官。 【解】:“听亲信的话”是后门,由后门可以快速致富贵,所以两隐士愿意花费金璧走后门。这就是利益导向。故事1:西门豹治邺西门豹做邺地的行政长官,清廉正直,一丝半毫都不谋私利,但很轻慢君主的近侍。近侍因此相互勾结中伤他。过了一年;西门豹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魏文侯收回了他的官印。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地的方法,现在我懂了,希望发还官印,让我再去治理邮地。如果治理不好,愿受重刑处死。”文侯不忍心拒绝,又把官印交给他。西门豹因而加重搜刮百姓钱财,极力侍奉君主近侍。过了一年,西门豹前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文侯亲自迎接,并加礼拜。西门豹回答说:“往年我为您治理邺地,而您要收回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侍治理邺地,您反而要礼拜我。我无法治理邺地了。”于是交还官印离去。文侯不接受官印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尽力为我治理邺地。”最后没有接受西门豹的官印。【解】:官员为什么而工作?为谁而工作?开始西门豹以为他是为国君工作,他的利益会取决于他政绩的好坏。后来他发现,好政绩并不能带来自己的利益,因为国君那头失灵了,这其实也意味着国法的失灵。后来他改变了策略以确保个人利益汇报的最大化,那就是转而为国君的近侍而工作。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法制失效了,法制失效的原因在于法制最关键的一环---赏罚,并不是按照业绩来的,而是按照近侍的美言或恶言来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国君!故事3:二子夸父齐地有披狗皮行窃的贼的儿子与受刑砍断脚的人的儿子在一起开玩笑并相互夸耀。盗贼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的皮衣上有尾巴。”断脚人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冬天不费裤子。”【解】:是非不分,毁誉倒置。以此讽喻第一个故事中的齐魏国君,和第二个故事中的魏文侯。故事4:齐桓公忧索官齐桓公对管仲说;“官位少,但求官的人却多,我很为此担忧。”管仲说:“您不要听从亲信的请求,根据才能而授予俸禄,记录功劳而给予宫职,就没人敢要求官职了,您还担忧什么?”故事6:韩宣子患瘦马韩宣子说:“我的马,豆谷饲料很多,马却很瘦,为什么?我为此担忧。”周市回答说:“让养马的人用充足的饲料去喂马,即使不想让它肥,也是不可能的。嘴卜说多给马吃,实际上给得很少,即使不想要它瘦,那也是不可能的。君王不去考察实情,而坐在那里担忧,马还是不会肥的。”韩非子评:子绰说:“没有人能够同时用左手画方,用右手画圆。用肉去赶蚂蚁,蚂蚁会越来越多;用鱼去赶苍蝇,苍蝇会越聚越多。”【解】:期望的事情和利益导向不能相悖,这就像人的两只手不能同时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一样。想禁止一个事情,采取的措施不可以让当事人受益,否则事情只会愈演愈烈。4.​ 赏罚匹功罪赏罚是执法的构成环节,因其特别重要,所以单独列出以示突出。以罪受诛,人不怨上。以功受赏,臣不德君。《外储说左下》)这句话讲的是执法原则问题,那就是赏罚要匹配功罪。赏罚匹配功罪,执法者便纯是公心,如此受罚的人也不会对执法者有私怨,受到奖赏的人也不用感激君主。总言之,一个“公”字而已。若舍去赏罚匹配功罪这个原则,只是想着如何让受罚的人不怨恨自己,让受赏的人感恩自己,便是私意,便是无公心。故事1:刖者救子皋孔子担任卫相,他的弟子子皋担任狱吏,子皋依法砍掉一个犯人的脚,被砍脚的人得看守大门。有个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的人说:“孔子图谋作乱。”卫君打算捉拿孔子。孔子逃跑了,弟子们也都逃跑。子皋跟着跑出门,断足守门人引导他逃到门边屋子里,官吏没有捕到他。半夜,子皋问断足守门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只得亲自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竞肯帮我逃走?我凭什么得到你的帮助呢?”断足守门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就是我罪有应得,‘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让我免罪,这些我也清楚。等到案子和罪刑决定了,您心里十分不快,脸色上都表露了出来,这我又清楚地看在眼里。您并不是徇私照顾我才这样做,而是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就这样。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孔子评:孔子说:“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树立怨仇。概这种器物是用来量平斗斛的,吏这种官员是用来公平行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正。”故事2:翟黄乘轩田子方从齐国来到魏国,远远看见翟黄乘着尊贵的轩车出行,因子方以为是魏文侯,就把车子赶到旁路上回避。车到跟前,原来只有翟黄。田子方问道:“您怎么乘这样的车?”翟黄说:“魏君计划着攻打中山,我推荐了翟角,使他的计划得以实施;将要攻打中山,我推荐乐羊,结果中山被攻下了;得到中山后,魏君忧虑如何治理,我推荐了李克,中山得以治理。因此,魏君就把这辆车赏赐给我。”田子方说:“翟黄得到的宠爱和他的功劳相比,还是薄了一此。”故事3:昭卯五乘秦、韩攻打魏国,昭卯西去秦、韩游说,结果两国退兵了;齐、楚攻打魏国,昭卯东到齐、楚游说,结果两国退兵了。魏襄王用三十里食邑的待遇供养昭卯。昭卯说:“伯夷按将军的礼仪葬在首阳山下,天下的人说:‘凭伯夷的贤德和仁名,却只按将军的礼仪埋葬他,这就如同连手脚都没有掩好一样,现在我说退了四个国家的军队,但魏王竞只给我三十里食邑,这和我的功劳比起来,好比赚了很多钱的人却穿着草鞋一样。”【解】:言魏襄王不懂赏罚要匹配功罪的道理。故事4:少室周荐力士少室周是古代正直诚实的人,担任着赵襄子的侍卫。他和中牟的徐子比力气,不如徐子力气大,就进去对赵襄子说,让徐子取代自己做侍卫。赵襄子说:“你的职位是别人希望得到的,为什么您要推荐徐子来取代自己呢?”少室周说:“我是凭力气侍奉君主的,现在徐子的力气比我大,我不让他取代我,恐怕别人说到这件事时会怪罪的。”另一种说法:小室周担任赵襄子的马上卫士,到了晋阳,有个叫牛子耕的大力士,两人比赛力气大小,少室周比不过牛子耕。少室周对赵襄子说:“您之所以让我担任车上卫士,是因为我力气大。现在有个比我力气更大的人,我愿意推荐他。”韩非子评:君主不错误地任用臣子,臣子不隐瞒有能力的人,那么臣子将会成为少室周那样诚实的人。【小节评】:韩非子提出执法要遵循“赏罚匹配功罪”的原则,这是正确的。但韩非子又提倡立法时的重刑原则,即刑大于罪,其实这二者是矛盾的。假如刑大于罪,受罚的人不怨恨执法者,而怨恨立法的君主或国家,不亦可乎?5.​ 执法必严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法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九里断者强,宿治者削。(出自《饬令》)坚决贯彻法令,法令才不会走样、变味,这样官吏就不能作奸了。韩非子强调要坚决贯彻法令,他特别提到其中几个要点:1)​ 法令不要随意改变。这需要整顿、贯彻法令来确保。2)​ 重视法令的公正性,让官吏没有犯奸的机会。3)​ 法令一旦制定并颁布,就不用仁义道德之类的好话来妨害法令。4)​ 推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以功任人,而非以言任人,这么做的标杆意义很大。5)​ 要重视基层执行治理和效率。以刑治,以赏战、厚禄以用术。行都之过,则都无奸市。物多者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则震不怠。三寸之管毋当,不可满也。授官爵出利禄不以功,是无当也。国以功授官与爵,此谓以成智谋,以威勇战,其国无敌。国以功授官与爵,则治见者省,言有塞,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与爵者也。故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当。朝廷之事,小者不毁,效功取官爵,廷虽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丧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出自《饬令》)韩非子用陈列法,列举了一些执法要点:1)​ 依靠刑罚使社会得到治理,依靠奖赏孤立民众作战。2)​ 高薪用人,且以术御之。3)​ 巡查都市中的商业情况。4)​ 不要让工商业的吸引力超过农业,否则农事会荒废,这是立国之本。5)​ 让种田的可以依靠余量换取官爵,这样农事才会被社会重视。推行这些措施的中心思想是耕战、任功,二者都是务实的。耕战以立本,任公以废空谈。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则上利。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出自《饬令》)这段两个核心观点:一是重刑少赏,让赏赐的吸引力最大化。二是利出一空,让民众的努力方向绝对一致,确保君主具有绝对的权势。【解评】:治吏优先的观点是韩非子很重要的一个治国理念,韩非子在不同篇章中提到过这一点。任功的第一义并不是选择能干的人,而是起到一种鼓励的作用。所谓功并一定只指军攻,农民种粮食,可以用多出的粮食换取爵位,这也算任功,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耕种。通过任功这种鼓励方式可以把国家认为重要的事业都发展起来,这样的国家的是无敌的。任功的反面就是“任善”,即根据好听但空虚的话去做任用。要通过鼓励实功的方式,杜绝虚言空谈。再一次强调了“重刑少赏”思想。“利出一空”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即利益在哪里,努力的方向就在哪里,利益在谁手里,威势就在谁手上。6.​ 以法为教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出自《五蠹》)简言之,韩非子认为一个法治国家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使境内之民言谈者不突破法律要求(这是限制言论自由的渊源之一),做事的人以为国家立功为导向,打仗的人在作战时尽其勇力。做到这些,就会国富兵强,称王天下。从企业管理领域看这条,可借鉴意义很大,那就是用企业流程制度来培训员工,让管理者都扮演讲师角色。
(一)IPD流程的环节1.广义的IPD流程·                    包括产品规划管理、任务书开发管理、产品开发管理、技术规划管理、技术语言管理、技术开发管理和技术重用管理等。广义的IPD流程涵盖了产品研发的全过程,从规划到开发再到技术管理,确保产品研发的各个环节都得到有效的管理。2.产品开发过程的环节·                    包括概念阶段、计划阶段、开发阶段、验证阶段、发布阶段和生命周期管理阶段。产品开发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能够确保产品按时、按质量要求上市。(二)IPD推进的难点与解决方法1.推进难点·                    企业自身推动困难:企业自己推动IPD时,可能因不熟悉逻辑和细节,缺乏专业性而遇到困难。IPD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才能有效地推动。·                    一把手重视的关键作用:公司一把手的重视至关重要,一把手不重视,无论是外部顾问还是内部人员推动都有困难。一把手的支持能够为IPD管理体系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保障,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2.解决方法·                    聘请外部咨询顾问:可解决企业自身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外部咨询顾问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                    获得一把手支持:一把手支持是IPD成功实施的关键。企业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宣传,让一把手认识到IPD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从而获得一把手的支持。(三)IPD流程下的绩效管理1.项目绩效与部门绩效的平衡·                    不同企业的比例差异:在科技型企业中,项目绩效和职能部门绩效可按50%权重考核;在食品行业如恒顺醋业按3:7开比例考核;半导体行业也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不同比例。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项目绩效和部门绩效的考核比例上存在差异,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
表面来看,达利的饮料还是一如既往的“粗放”,几百人做上百亿的销售,经销商还是说达利的业务只会“压指标、催款、压货”,而且达利当时找的经销商也多不是做饮料的所谓“专业”经销商。相对那些仅仅渠道手法上不符合“常规”就看衰者,达利的格局明显高很多,深谙渠道运作之本质。他们是从渠道的顶层设计入手,让经销商承担了主要的区域推广职能,同时给了经销商更大的激励,给经销商设定更高的门槛和更高的指标,引入的大量的非饮料经销商(很多所谓饮料专业经销商其实已经沦落为配送商,手里虽有大品牌但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力,对达利而言也没有太多价值)。纲举目张,经销商的潜力被释放了出来,一些原本“不会”做饮料的经销商也开始会做饮料了。说起来也简单,不跟其它大型饮料企业邯郸学步,企业干企业该干的事,出好的产品,打造品牌,做消费者沟通,不越俎代庖,让经销商干经销商该干的事,区域的经营就交给经销商做,但给经销商设很高的标准。厂商之间责权利特别清晰,经销商能动性做起来了,企业自己也省心。可能很多人觉得老苗在胡扯,那么牛的康师傅做通路精耕,更牛的可口可乐做了直营终端,都很成功啊,照你这么说是错的?别急着反驳,要记得这个关键点:企业当年做通路精耕和直营终端成功有两大前提。第一是经销商不专业,当时的经销商普遍是“坐商”,是不具备市场经营能力的,品牌商先动手做起来,至少示范给他们看。而一旦经销商懂了“经销”,企业来运营区域市场的成本一定比经销商高很多,而且多数企业在专业上比经销商也要差。第二是人员成本低,找个刚毕业大学生,给他打打鸡血,让他为自己身处的大公司骄傲,然后每个月800块,让他骑自行车每天必须铺出多少货,否则自己放家里喝。这样的日子永远不可能再有了。当然企业打的另外小算盘是,把经销商的核心职能拿来,以后这个经销商就任我宰割了。在营销界,最极端的例子并不是可乐和康师傅,而是九十年代的保健品。1996年,三株号称做了80亿的销售,但他们的经销商是“医药公司”那,几乎啥都不干,企业必须自己来。所以三株在全国有600多家分公司,15万营销人员,人均年销售也就5万多块,但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爽了,换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再说一个更高明的——贵阳“老干妈”。号称不懂营销不识字的“国民女神”陶华碧,在渠道运作上做的很高很透。在大家都在倡导“渠道精耕”的时候,她还在一五一十的坚持着大区域代理制度,与很多企业做大了就“削藩”相反,老干妈做大了后,对于做得好的经销商,还会扩大他的市场区域,让经销商管理经销商。老干妈只有非常少的销售人员,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极低,市场管理基本都是经销商做。用老干妈经销商的话来说:“经销商去管理市场,比厂家经理更要尽心、合理,而且绝不会投机倒把。最关键的是,他懂得如何协调分销商内部的矛盾。”令许多企业汗颜的是,看似粗放的老干妈渠道模式,市场工作却做得极为细致,终端表现也非常强势,老干妈辣酱做个特价,终端都忙不迭的送堆头、送DM。良性的渠道运营,支持着老干妈几十亿的销售业绩和快速增长。企业也有更多精力去做产品创新、品牌建设、规划发展战略等本来该企业去做的事。
古代的政府,当汲取社会资源时就大之又大,当提供社会服务时就小之又小。大不能超出民众可承受限度,小不能失去控制社会秩序功能。之所以对古代政府大小产生不同认识,是因为衡量标尺不一样。用政府职能来衡量,以司法为首要职责,就是小政府无疑。当然,古代政府并不仅仅限于司法,教化民众,征收赋税,都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是过份的横征暴敛,民众也不会抗拒。从行政角度看,古代对政府好坏的判断,以不与民争利为尺度。所谓不与民争利,就是政府不事产业。孟子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统治者不能从事经济活动,“国退民进”。虽然孟子本意或许不是如此,然而,统治者如果经营产业,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侵占各种利源,把民众逼仄到难以维持生产的边缘。历史上,凡是这个边界把握较好的王朝,其统治也就较为稳定长久。视这种政府为小政府,当然未尝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时期政府没有越过这一界线,或者虽然有所越界但不太严重。明显超越这一边界的如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等,其负面作用极大。换一个角度,如果从政府规模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政府就是大之又大。从政府人员的实际数量来看,中国古代并不是需要多少人就用多少人,而是能养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前面说过政府的超编问题,编制数量有严格控制,是因为编制内人员“吃财政”。要控制政府的开支,就得压缩编制数量。然而,古代政府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对于当政者来说,从国库开支可能肉痛,不花国家钱财的事情则十分乐意。这也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类的主张往往能够打动皇帝的原因之一。当政府无钱而不能支付时,权力就会蠢蠢欲动。编外人员之所以那么多,就是因为编外是“自筹经费”,不需要财政列支。古代政府有一个经久不衰的法宝,没钱可以给政策,没政策可以默许,不默许可以视而不见,见到滥施权力可以开恩不罚。于是,权力在谋取官员自身利益上大打擦边球,各种明的暗的收费捐纳花样百出,由此而把民力用到极限。这种极限以不激起强烈反抗为边界,用现在语言说就是“考虑到民众的承受能力”。所以,政府规模通常都会达到不能再大的地步。当然,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种规模之大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但绝不是小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政府不是做事的,而是养人的。掌握这一点,才可透视到政府大小的实质。总体上,中国古代的政府,拥有一切权力,却在社会职能上以消极应对显示出小政府的某些特征,在不危及统治的地方可以放手让社会自发运行,然而一旦可能对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政府本来就有的权力可以迅速出手打压社会。由此,社会的自治,是以不冒犯政府权威为前提的,而且多数要同政府形成共谋即依附于政府。这种政府,在职能与规模上没有线性关系。尽管以现代眼光看,政府管事的多少同规模的大小相关,然而在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常见的情况是不论政府管事多少,人数都会扩展到民众可以承受的上限,并由此而显示出大政府的各种弊端。表面上,政府规模与职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内在逻辑上,这两个方向的本质高度一致。由于古代的政府建立在官民对立的基础上,所以,在政府职能方面,需要收敛到不破坏社会经济整体运行的范围,但绝不放弃权力的支配地位;在政府规模方面,需要把扩张的幅度控制在民众能够负担的范围,但绝不会消除扩张的冲动。社会的自治以遵从官家权力为条件,官府的膨胀以不把民众逼上绝路为条件。二者的平衡,是国权和民生的平衡。在古代的王朝条件下,无法做到国权回归民权,所以这个矛盾无解,最杰出的统治者,也不过是找到双方都可容忍的平衡点而已。辛亥革命后,国权开始向民权回归,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始破冰。然而,历史的遗传和惯习,依然或隐或现。
产品营销战略模式下考量一个产品的失败总是关注内部因素:产品质量、定价、渠道、推广、市场投入不足、执行力不强等,但是今天市场里失败的大量产品,是由于产业营销战略的错位。2010年,超级航母中粮集团推出其“全产业链”战略实施后的重要布局——中粮创新食品公司的核心品牌“悦活”纯果汁及系列产品。悦活品牌及产品设计精美,传播推广(与开心网合作)新潮且赚足眼球,但是实际销量却仅与花去的广告费持平,可谓叫好不叫座。母体资源雄厚,推出宁馨儿般养眼的产品,广告费投入过1亿元,为何如此结局?根本点是产品营销模式造成的“营销近视症”,没有洞察中国饮料产业市场的本质与“关键按钮”。悦活基本战略是错位的:在悦活的目标市场(一线城市)、目标终端(主渠道)里,高端纯果(蔬)汁市场已经形成汇源常温纯果汁,光明、味全、可果美等冷链纯果(蔬)汁两大消费阵营。悦活以常温产品形态,却定价到冷链产品的档次,很难转化果汁重度消费群的认知与习惯。广告攻势也是错位的:开心网获得的消费者,更多是消费水溶C100、营养快线等产品,大多数不是悦活价格带的消费群,最多算作是培养未来消费者。品牌—产品策略也错位:悦活采取“品牌统领产品群”的品牌—产品组合模式,不符合中国食品产业“消费产品而不是消费品牌”的行业本质,造成悦活果汁品牌高知名度、产品低购买度的尴尬处境。如果不是中粮做后盾,恐怕已经步入K可商务饮料、蓝田莲藕汁等同类战略错位型产品的后尘了。以为“好产品”就一定有市场,这只是短缺时代的现实。在产业竞争的时代,不了解产业结构,不审视产品的购买按钮是否符合产业关键要素,产品的设计、广告制作是否精美,市场投入大小,都不是决定产品成功的因素。就是说,不符合产业营销战略的新产品推广,有钱没钱都一样会失败。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种情况:“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这种情况就更难判断啦!五项皆从的“大同”是最容易判断的,但越往下所讲的情形,就越难以判断了。“汝则从,龟从”,最高领导人想这么做了,然后进行龟卜,龟卜的结果还行,跟最高领导想要做的一样。但是“筮逆”,占筮打卦的结果不同,跟龟卜的结果正相反。这时候,代表天意的龟卜和占筮打卦,都出现了矛盾与分歧,难道天意也是犹豫不决的吗?这该怎么办呢?再看其它选项,“卿士逆,庶民逆”,贵族大臣们反对,庶民百姓也反对。好啦,遇到这种情况,《洪范》给出的稽疑之道就告诉你:“作内吉,作外凶。”也就是说,如果你问的这件事情是内部事务,是内政方面的问题,你要颁布一个对内的政策法令,这个可以做,是吉祥的。但是,如果要问的是外事活动,是要跟外国打交道,是要准备出师跟别国打仗,那这种事情就不能做,很危险。为什么要这样判断呢?其实,《洪范》所给出的所有判断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从内事来说,一个最高领导者想要做的事情,能够跟龟卜的结果相合,那么说明这事是合乎天意的。你作为最高领导者,在你自己能够控制的内政范围,就可以去做,结果也会吉祥。但是,既然庶民和卿士们都反对,同时占筮打卦的结果也反对,这就说明在你而言是合于天意的事情,对别人而言并不合于天意。大家注意!古人的易卦占筮,是要用很多的蓍草、蓍签来布卦,这种布卦占筮的方式本身就是从众的,是合于大众意愿的。这时候,如果君王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在自己内政的范围内,是可以颁布相应的政策法令,从而推动内政的改善。但是,如果要做的是近交远攻之类的外事活动,那么外在的种种因素很复杂,变数也很大,这就不是君王能够控制得了。比如对外发动战争,你作为君王又不在军中统帅,而你的将帅、你的军队都不愿意出征,庶民百姓也很厌战,不愿意做战争的后勤保障,那君王一意孤行,结果肯定很危险。从《洪范》的内在逻辑上看,无论是天意还是人心,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永远都不存在由某一个权威独断的事,都必须进行具体而综合的判断。
老子文本的意思清楚了,但问题是,用“有无相生,恒也”的规律性,来证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句千古名句,逻辑上到底通不通呢?事实正是,历来对这两句的争论最大,注释者的观点差异极大。多数的理解是将老子解释为“反潮流智者”式思维,就是从天下之众(及其盲从性)与本质之真(少数派洞察),或者群体之意见与智者之观点的对立来解释此句,与勒庞的《乌合之众》、尼采的群氓与超人观点做类比。对这个注释的逻辑质疑是:如果老子这两句真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两句话就失去了逻辑合理性。正确命题并不受到承认它的人数多少而有改变,比如定律、数学公式,与多少人理解或多少人接受,并没有逻辑关系。爱因斯坦著名的E=MC²公式,其成立并不取决于有多少人能理解相对论,而是这个命题本身具有逻辑正确性,并且能够得到证明乃至实验验证。极少数人理解的道理,依然具有普遍影响力(普世价值)。如果我们将这两句话看作一个规律总结式的命题,或者说如果这两句话值得我们相信,它应该具有逻辑合理性,否则,任何一种胡说八道就与思想洞察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而这个现象,并不符合人类思想发展的要求。如果大家都喜欢的就是讨厌的,那么要多少人喜欢的,这个喜欢才是真实的呢?也就是说,所谓天下皆知的“皆”是指所有人,还是指大部分人呢?如果真的指所有人,自然就不会有人在此“皆”(全称名词)之外还会将这个喜欢变成厌恶(恶已)的。那就只能假设或接受,这里的皆知的“皆”,不是全称,而是大多数人的意思。如果皆知是指大多数的看法,那也就是说还是有少数派是与多数派的观点相反,那么新的逻辑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所有(或者大多数情况下)多数派的观点都是错的,而少数派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呢?老子也好,勒庞也好,尼采也好,包括叔本华等,所有以智者反对庸见的观点,都存在类似的逻辑问题。在老子思想流传的2000多年里,人们的确是将这句话当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依据使用。可是,这个规律并不具备逻辑合理性,最多是一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多数人的看法固然不一定正确,少数人的意见也没有天然合理性。命题之真需要首先具备逻辑合理性,然后是可验证性、可应用性、可证伪性,才是一个真命题。如果拿一句“现象可能性”的命题当作“逻辑合理性”命题使用,现实里就会成为狡辩的挡箭牌,比如这两句,如果应用不当,就会变成鸡蛋里挑骨头、蓄意刁难的借口。中国文化传统里,有很浓重的“少数人情结”,或者叫“偶发性认知偏执”,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曰杀,吾意独怜才,这是用情感逻辑代替了事理逻辑,反潮流英雄、孤独战士是戏剧小说的永恒主角。但是,一个建立在少数人情结、偶发事件崇拜的社会,是个健全的社会吗?人类历史的真正可悲之处,是掌权者利用群众的盲从,制造所谓“多数人假象”,对正义与真理进行打击,革命者能代表人民枪毙反革命,暴君也能代表人民砍下万颗人头。宗教法庭以异端邪说罪烧死布鲁诺,让伽利略不得不在宗教法庭的压力下,声明否定自己的日心说研究,这并不是宗教时代教会愚昧、信众愚昧与少数人的对立,不是少数人情结定律,是权力对思想的野蛮暴政。用老子的思想去审核更现实:权力者的“有为”都是瞎折腾,包括宗教的权力,也是超出自由信仰之外的邪恶暴政。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圣人之所为。